《医线》首播：陆雄文院长领衔探讨，医疗机构将如何践行社会责任？ | 瞰见×2020

导读：

当前，全民健康诉求为医疗机构提出更大挑战。医疗资源错配等核心问题要如何逐一解决？商业保险能量究竟有多大，医疗支付下的“全民分担机制”能否形成？从医生到管理者，需要经过怎样的学习路径？医院文化建设对医院管理有何借鉴价值？

复旦管院“瞰见”云课堂联合第一财经，推出医疗专家、管理学者、媒体人三方深度访谈《医线》系列节目。第1辑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复旦大学EMBA校友、华山医院党委书记邹和建教授，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一起探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下的医疗机构社会责任”。以下可直接点击收看第1辑（上），第1辑（下）将于7月7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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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根据访谈整理

陆雄文院长领衔探讨，医疗机构将如何践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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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社会如何真正落实

“平战结合”的战略要求

 主持人  : 请问邹书记，上一阶段国家纲领性文件，包括各地的公共卫生应急文件当中提到了“平战结合”四个字，您怎样理解这四个字？您认为平战结合的模式是否能够在未来医疗机构的管理中被固化下来？

 邹和建  : 平战结合对医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既要把科室、医院建设成战时能够拉得出、打得赢的一支部队；在平时、在现状不一样的情况下，又能够很好维持这个学科的发展，这是需要管理者包括所有专家一起来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  : 您认为切入点在哪个方面？

 邹和建  :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每个医院都设有传染科，但是随着疾病谱发生变化，包括医疗资源分布的改变，很多医院可能平时没有很多的传染病患者。传染科设置了以后，怎么让医院有一定的业务量，怎么让从事这个专业的医生有很好的培训，这就涉及资源的问题。如果对这一学科没有很好的突破点，只是单纯聚焦传染病的话，要做到平战结合是很困难的。战时可以拉得出去，但是平时、没有疫情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如果一个科室没有足够的业务量，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华山医院是比较幸运的，经过多年领导层的布局，在平战结合里找到一个突破点，将传染科更名为感染科。既治疗传染性的疾病，但在平时没有大的疫情时，治疗很多感染性的疾病，对罕见的病原体感染做一些临床工作。很多发热待查的病人，原因是少见病原体的感染，这样这个学科在平时就有活干。

 主持人  : 请问陆院长，您如何看待邹书记提到的平战结合模式？

 陆雄文  : 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模式，要能够把资源跟平时的需求和战时结合起来考虑，做一个平滑的对接，这体现了决策层的远见，也体现了非常好的管理视野、见解。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次疫情，其实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管理学的知识、思想不仅仅只是工商管理，只是应用于企业，更可以应用于政府决策、非盈利组织的决策以及医院的决策，包括社会管理、公共体系的建设，这样的话才会真正做到平战能够无缝对接，也同时能够做到效率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主持人  : 您所说的平战结合的无缝连接的模式，能否成为它赋能传统医疗机构的转型机遇？

 陆雄文  : 我个人觉得，并不是所有医院都有必要去做这样的考虑，但在每个地区应有一些医院进入这样的公共卫生体系，其他医院作为辅助，或者做一个备选的体系。因为所有医院都进入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话，这个资源投入很大，有时候也不需要。管理学的思想往往是系统性思想，对公共卫生建设更要从系统角度去思考。既要考虑平战，也要考虑主次；既要考虑重点、非重点，也要考虑波峰波谷，供给和需求的匹配。这样才能做到社会效率最大化，成本收益比最高。

 主持人  : 刚才陆院长提到要将社会效益最大化，请问杨总监，您认为平战结合模式对整个系统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在哪里，产生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杨宇东  : 首先从必要性的角度来讲，因为公共卫生是一个社会健康的基石，这个问题在这次疫情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但是怎么样真正使公卫体系发挥有效的作用，这次提出了平战结合，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和体系建设的开端。

你看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当中，他们很多应对也是非常糟糕低效，这也说明它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难题。在这个时候，就像陆院长说的，在操作层面怎么体系化地思考就很重要。比如说这次提出的平战结合，我的理解是，不只是对医院的要求。疫情期间各部门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健康码、社区管理、发热门诊等等，还有包括机场车站的防控，我们叫联防联控。这方面以后应该形成共识，在可持续、可执行的层面，去做一个平战结合。

平时就是准战时，因为现在有一些技术手段可以用比较低的人力成本执行，这方面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持续的监控，它是一张网。

这次疫情发生，恰恰是此前这张网没有发挥作用。刚才说的顶层设计有了，但是下面执行层面没有很好的设计。所以我特别期待通过这次疫情，至少给我们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基层的这么一张联防联控的网络能够基本建成，从财力上、人力上、技术上是可支撑的，在经济上也是成立的。在此基础上，在治疗方面、在其他方面能够有重点的安排，这样就能使平战结合既能够发挥作用，也能够持续发挥效能。

 主持人  : 国内的平战结合模式，是否能够被其他一些国家所借鉴、运用？

 邹和建  : 这涉及到很多深层面的问题，包括治理体系、体制的问题。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要为打大仗、打疫情做充分的准备，我想所有的公立医院它不会忘记身上的使命和责任担当，所以很容易形成这样一股合力，这个事情就可以落地了。但是我们来看一下有些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中，很多都是私立医院，它的政府凝聚力和号召力，对于医院所起的作用明显不同，很难要求这样一家医院能够做到平战结合。要求医院投资设备，而这些设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被充分利用。这就涉及到资源的暂时闲置，或者是一段时间资源的浪费。

 陆雄文  : 各个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的举措，以及目前来说的效果都有很大的差异。从疫情的防控来讲，我觉得中国一定是最好的之一。但是我们付出的成本也是非常大的。这背后的原因，一是体系不同，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理念也有很大不同，因此造成策略不同。有些国家的理念是，在疫情防控和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间，要有某种平衡，所以在这样的理念背后，要思考的选项就很多，有更多因素介入。所以最后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讲，像日本、韩国做得不错，德国因为资源比较强大，策略也比较合适，所以在欧洲国家中也做得相当不错。

其实，没必要一定判断哪种模式是最好的，因为每个模式有它的道理，每个模式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每个模式有它的经验教训。如果人类真正能够做到相互学习，那这次磨难可能就不会被浪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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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与新技术

为公共卫生服务带来哪些变化

 主持人  : 刚才陆院长说的是生命健康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前，它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技术创新、科技进步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没有边界的，请问邹书记，您在24年前最早探索并且创立了华山的风湿免疫科，也做了许多跟信息化与学科专业结合的一些模式。您认为信息化跟技术化手段的模式，应该怎样赋能学科的建设？

 邹和建  : 去年5G刚刚面世的时候，我们医院已经和一些电信公司合作开展5G应用，包括远程的检查，远程的教学，远程的查房，很多方面的应用。远程医疗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契机，很多边远地区的医疗资源还是相对贫乏，有些地方医疗资源还有闲置，有些医生还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可以利用。

 主持人  : 结合现在当下新基建的战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5G技术将如何对整个医疗产业或者说医疗机构进行赋能？

 陆雄文  : 从传统的基建角度来讲，大家会看到基础建设对经济发展，包括资源的充分有效流动，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基础建设，经济就没办法跑起来，尤其是按照市场的原则，自动去寻找供求的配对。从宏观角度来讲，过去30年我们医疗资源的投入是巨大的，为什么我们仍然觉得就医难呢？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回答是供求不匹配。

今天我看到数据说，中国的每千人病床数已超过美国，但我们仍然觉得住院很难，什么原因？大量三级医院的病床是供不应求的，但是二级医院、一级医院病床就不那么满。在美国，什么病应该住几天院都有规定，超过规定长度，保险公司就不理赔了。因为按该疾病的大数据分析来看，住院时长够了就可以出院，或转到其他的康复医院去。我们的体系没有那么精准，所以产生了住院难。像华山医院，据我了解有的手术排队要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如果运用云计算和统一的诊疗系统，比如说所有人接受体检和专业检查，检查结果进入数据库。根据数据库的整体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加上全科医生的判断，再去分配患者应去哪家医院就医。完全有可能，由公共卫生系统来建立中央数据库，这对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供求的有效配对将产生巨大的作用，这需要我们对技术上、设备上建立标准，对设备进行检验，定期检查，政府要进行监管。数据要能够足够保密，保证个人隐私放在公共卫生系统里是安全的。这样的话，医疗资源将在全社会得到更平滑、均匀的分布，供求得到更有效的配对，病人体验会得到很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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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管理

也体现了服务业的细节管理

 主持人  : 陆院长说到的模式是，从资源分配的角度建立人工智能的医疗服务大数据系统，邹书记您怎么看？

 邹和建  : 目前有一个互联互通互认体系。现在上海市所有的市级诊疗机构，所有的网络都是互通的。例如医生看门诊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当病人刷卡以后，电脑提示医生该病人在某家医院做过以下检查，医生必须要看过并确认后，才能走到下一步。

刚才陆院长讲到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医院设置了很多床位却依然不够用？这的确体现了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是一个相对的紧缺。但还有很多是医疗习惯的问题。例如一位患者到医院做手术，术后没有发烧，各方面都很好，在西方国家可能两天以后就要求出院，或者当天就出院回家，或到康复医院去。我们遇到的情况是，很多病人会说，医生你等我好好透再让我出院吧。例如有些患者腹部开刀，他希望在术后七天拆完线以后，再多观察几天，没事了再回去。而这多住的几天医院，没有太多的工作是需要医生去提供的，这就是产生了医疗资源的浪费，这是理念的问题。

当然，这个理念的背后也和整个医疗架构是有关系的。国外有家庭医生的制度，病人出院回家后，即便后面两天需要输液，社区的家庭医生和护士服务都能跟上。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建立家庭医生的制度，让病人回家以后还能得到专业医护人员的后续照顾。如果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很多患者还是愿意回家休养的。

 陆雄文  : 不少医生一天要连续看三十个、甚至五十个病人。当他看到五十个以后，人就会产生疲劳，看到七十个左右可能情绪就发生变化了。我认为医生情绪不好很正常，因为他也是普通人。

这个问题如果在理念上不解决，不把病人给予医院的压力转化为对整个社会对医院的评价和考核，医院就很难改变。另一方面，医疗体系需要引进更多的市场机制，当一些地区级的医院水平上来了，它就会对病人产生分流，这时候大医院就有资源、空间、时间改善职能，也会因为市场压力而改善服务质量。

 邹和建  : 陆院长从用户的角度给医院提出很多问题，我想这里面也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其中有客观的原因，也有很多主观的原因。比如说排队问题，上海市所有的大医院都有叫号系统。我们不希望病人今天想看病了就来挂号，我们都希望网上预约，而且是分时段网上预约。但这个预约体系推行的困难在于百姓的就医习惯。有大量的病人，预约了九点钟，他一清早八点钟就来了。还有很多外地的病人，下午的号他上午就来了，这就人为造成了医院很多拥挤、拥堵。所以这些医院问题，需要大环境的改变，需要病人对整个诊疗流程的理解、服从、依从。当然医院从来不能回避管理的职能，所以各个医院都在努力，包括我们医院推出的网上预约，希望所有的人都是预约的。

 陆雄文  : 其实，要在网上预约，我也试过。对一般的病人来讲，第一次、第二次还蛮难的。经常会碰到我没法判断预约哪个医生的情况，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医生对我最合适的，这些医生的介绍对我来讲我都是茫然的。要怎么样去平滑需求和供给，其实有更多的管理手段应用上去。

这里面就涉及系统化、科学化设计。一个病人什么病，在什么情况下看多长时间，要通过大数据去分析，限定这个挂号只能挂30个号或者20个号。但实际过程中，尽管号的数量有限定，但医生还需要加号。有时候病人生病中心情比较着急，尽管预约了还是怕迟到，于是提早去等着。这种情况需要医患双方充分沟通。

其实医院的管理是服务业的管理，服务业的管理是通过很多微小的改进来提升。

 杨宇东  :我认为，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医院这个微观主体完善，它当然要完善细节，但是医院这个问题跟中国的教育一样，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时候顶层设计是不可缺的，尤其是要经济学、管理学的介入。要去推动政府提案、建议，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现状。

比如这次疫情后，我们发现上海的经验很好，但是很奢侈，叫“一人一策”。它打破了医院跟医院的界限。治疗过程中汇集了好几个医院的医生，不同层次的医生，专家组有不同的医生，还有中医和西医的结合，这是非常理想的模式。但是回到现实当中，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也体现了原来医院的体制、格局中的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背后还是需要一些顶层设计，通过机制的设计，能够驱动政府部门、医保、医院进行变革。

 邹和建  : 我完全同意杨总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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